钱江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社论的出笼
1966年5月31日，对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来说，是一个遭难性的日子。这天下午5时许，陈伯达率领工作组上车开向人民日报社，片刻即到。总编辑吴冷西已在门前等待，人民日报各部、处负责人都在办公室待命。陈伯达来到报社后直接进入会议室，将主要部门负责人召来，举行编委扩大会议。陈伯达宣布，从现在起，以他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并领导人民日报工作，这样做是为了扭转人民日报的被动局面，顺利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他明确地说，工作组从今天晚上起接手编辑部和报社的领导事务，报社领导不得插手。陈伯达说，现在工作组马上开始工作，而在座的各位，“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全靠自己救自己”。（1977年人民日报社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页）这一刻，陈伯达讲话不多，可能是因为当晚的社论尚未着落，眼下又时近晚饭时间，他要腾出时间落实社论稿。这时，坐在身边的吴冷西要求讲话，刚开口就被陈伯达制止。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邓小平在下午的会议上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好工作”的指示。会议很快结束，陈伯达离开报社。他在这天上午已经把起草当晚上版的社论草稿的任务交给了钱抵千等人。
这时，距离晚间上版时间只剩下三四个小时了，钱抵千对朱悦鹏、尚力科说，二位就不要回去吃饭了。钱抵千的家在东四，就在人民日报社附近，他带着朱、尚二位来到自己家中，简单地吃了点东西，马上动手起草社论。实际上，社论的主要内容已在上午由陈伯达向钱抵千说过了，现在需要的是钱抵千来表述。时任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的钱抵千是这篇社论的主要起草人，他没有“执笔”，而是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大段大段口授，由朱、尚二人分别记录在纸上，然后加以拼接。他们还分别根据陈伯达讲述的社论大意，在旁边凑上句子。然后加以调整、顺畅，最后串联成文。（尚力科《在那狂热的日子里——“文革”初期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2004年10月15日第1期）钱抵千是抗日战争时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中、英文俱佳。1947 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军大举进攻陕北，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延安新华广场电台在月底停播，即由预先成立的晋冀鲁豫电台接替台承担播音，同时在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临时新华总社”，承担新华社总社的日常发稿任务。正在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工作的钱抵千即被抽调，到太行山南麓的涉县参加临时新华总社，负责英文发稿，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显示出编辑和写作才能。建国以后，钱抵千长期工作在军队文宣部门，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钓鱼台”写作班子，参与过“九评”系列文章的起草，对“反修防修”的理论，已经烂熟于胸，眼下起草社论，许多句子甚至段落称得上出口成章。朱悦鹏和尚力科也是笔头子硬朗的行家，都是从战火中闯出来的新闻记者。朱悦鹏，1927年生，陕西临潼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抗战后期任驻守陕甘宁边区的警备第3旅（旅长贺晋年）的宣传干事。解放战争中担任合江军区司令部秘书、骑兵师宣传科长、第48军《奋进报》主编。建国后他进入解放军报，担任记者处处长。尚力科，1922年生，山东莱芜人，1940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新华总分社记者，建国后进入解放军报，担任军事宣传处副处长。本来他不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最初名单上和朱悦鹏并列的是军报通联处处长李久胜。但是李处长很有自知之明，觉得此去人民日报是非多多，恐怕难以把握，就向军报负责人提出，自己不太熟悉版面，还是换一个人选为好。结果李处长留下，换上了尚力科。在起草社论稿时，钱抵千对朱、尚二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钱抵千还拿出了林彪5 月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提出要把林关于政权的那一段话写进去。朱悦鹏对此有一点疑义，钱抵千告诉他，陈伯达、康生参加了对林彪讲话的修改，因此这段话可以写上。（朱悦鹏《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见《炎黄春秋》杂志1994 年第7 期）这三位凑在一起，写作效率颇高。在社论稿起草过程中，有几处费了些心思推敲，大体上还算顺利。晚上大约9时过后，草稿基本完成。他们立即上车向人民日报驶去。参加了陈伯达的“夺权”会，吴冷西没有表情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已是傍晚6时多了。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的办公室有几位秘书，轮流值白、夜班。这天晚上值班是秘书刘振祥。下午6时，刘振祥像往日一样按时来上班，白班值班秘书董千里告诉他：今天下午，中央已宣布派工作组今晚进驻人民日报。谨慎的董千里只说了这一句话。刘振祥对当时事态的了解不多，以为工作组前来协助报社工作，没有多在意。此时回到办公室的吴冷西肯定心情忐忑，不知道事态还会怎样发展，但他的冷静还是让刘振祥吃惊。吴冷西原本还想陈伯达会到他的办公室来，对工作有所交接。等了一会儿他就知道等不上了，也没有必要再等。吴冷西吩咐刘振祥说：“今晚陈伯达来了，让他在我办公室工作，我不来了。”刘振祥听后感到纳闷，吴冷西怎么会不来了呢？但是他从来不向吴冷西深问，于是就点点头，和董千里一起目送吴冷西走出了办公室。吴冷西走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2007年9月12日在北京访问吴冷西办公室秘书董千里的记录）吴冷西走后，刘振祥马上整理办公桌，把削好的铅笔放入笔筒，又让公务员来办公室打扫了一遍，好迎接陈伯达到夜班来。晚上7时，人民日报举行了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副总编辑胡绩伟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派以陈伯达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到我们人民日报，来帮助我们把报纸办好，今天晚上就进驻。”话音一落，顿时欢声雷动。亢奋的人们认为此后的人民日报将有更加“坚强”的领导，不再被冷落，至少是因为来人的头衔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接下来，胡绩伟传达了邓小平在下午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大意是人民日报一直是一面红旗，在“反修斗争”中更是一面红旗，但是近半年来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吴冷西造成的。对吴冷西同志，要内批外帮。吴冷西同志也要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晚8时许，上夜班的编辑们都来了，许多人特意来到吴冷西办公室门前看个究竟。发现陈伯达并没有来，许多人就在门口议论，说工作组在下午已经向各部门负责人开了通气会，已宣布人民日报的工作今日起由工作组领导，报社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等等。有人问刘振祥，陈伯达来了在哪个办公室工作？刘回答说吴冷西总编辑已有交待，让陈伯达使用他的办公室。在场的国际部负责人之一、资深编辑高集认识陈伯达，他说：“陈伯达才不会要这么大的房子。”大约晚间9时过后，陈伯达吃过晚饭又来了，还带来了王力、关锋两位大员，工作组其他成员如穆欣也来了。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解放军报的代总编辑唐平铸和副总编辑胡痴也随后来到人民日报。钱抵千带着朱悦鹏和尚力科，携明日社论草稿前来与他们会合。陈伯达带着王力、关锋和穆欣径直来到报社大楼二层，刘振祥已在那里迎接，把他们领进了吴冷西办公室。这是报社最大的一间办公室，外间是秘书工作室，里间是吴冷西办公的地方，约40多平方米，宽敞明亮，窗前摆放着吴冷西喜爱使用的镶有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办公桌。陈伯达进屋后走到办公桌前停了片刻，又环视了一下房间，对刘振祥说：“这么大的办公室，我不要。”说罢扭头走出屋子。刘振祥只好把陈伯达等人领向同一楼层副总编辑胡绩伟的办公室，因为胡绩伟前段时间正在房山搞“四清”，现在他刚刚回来，屋子里没有杂乱的文件。一边朝着胡绩伟办公室走去，刘振祥想向陈伯达解释一下，又不敢冒失，就对跟在后面的穆欣说：“吴冷西同志想让陈伯达同志在他办公室工作的，他说他不来了。”穆欣马上应答了一句话：“谁不让他工作？”胡绩伟的办公室小一些，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两张方桌对拼起来组合成一个长会议桌。陈伯达到这里看了一眼，马上认同，说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办公了。（2007年6月25日在北京访问刘振祥的记录，参见刘振祥《陈伯达来报社策划拟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 2004年10月15日第1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穆欣跟着进屋，身后是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唐平铸和胡痴也马上来到，总共10余人，都集中在这个办公室里了。陈伯达在会议桌前坐定，召集议事。他再一次说：“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全靠自己救自己。”陈伯达和几位大员传看了钱抵千带来的社论稿，很快吩咐发排。然后，陈伯达来到楼下，在大字报栏之间穿梭一遍，算是与众多大字报相呼应了。随即，陈伯达上楼。社论草稿排出了清样，印在留出了大块空白的新闻纸上，交陈伯达审定。陈伯达不时地要别人翻出马、列著作中的哪一卷、哪一章、哪一段话，作为行文的立论和依据，显然他对这些文章或著作相当熟悉，修改这篇马上就要发排的社论也是胸有成竹。（尚力科《在那狂热的日子里——“文革”初期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 2004 年10 月15 日第1 期）刘振祥清楚地记得，在这间办公室西头有一张单人床，床前有一张书桌，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摞马恩列斯选集。陈伯达半坐半靠在床头，工作组成员和人民日报主要领导人环坐周围，一起参加讨论和修改。时针指向午夜，社论稿很快修改出来。陈伯达做了最后的几处修改，关键的修改是题目。原稿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将它改定为气势汹汹而且比较简短上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①陈伯达在“文革”后也承认，这篇社论由他授意、修改和审定，而且是终审者，没有送邓小平、刘少奇和毛泽东审阅。②这篇发表在1966 年6 月1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震惊全国，社论宣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社论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如果说，不久前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那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在全国范围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政权”作为核心问题，鼓动全国范围掀起“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社论指出，这场革命将打倒大批“牛鬼蛇神”。这个词汇原本是一种文学比喻，也是佛教名词，系指阴曹地狱中作恶的鬼怪形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将“牛鬼蛇神”改造成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变成“反动人物”的指代。在“文革”中，千千万万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残酷迫害。关押他们的地方，因此引申称作“牛棚”。这是“文革”浩劫中特有的词汇，成为“迫害受难场所”的代名词。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为修改和审定这篇社论，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成员工作到凌晨，直到最后校样完成，由陈伯达签名付印，他才离开了报社。第二天（6月1日）清晨，刘振祥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满桌子是写秃了的铅笔。他赶紧削出了很多铅笔，以备下一个工作日的到来。（2007年6月25日在北京访问刘振祥的记录）当时，人民日报日发行量约为180万份，6月1日这天的报纸加印了13.7万份。历史不幸地记录，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夺权，由他授命起草，经他审定并修改了标题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文革”史上产生了极为黑暗和恶劣的影响，在这篇社论煽动下，“文革”风暴在很短时间里席卷全国，造成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文革”之后，陈伯达被送上“特别法庭”。1980年12月18日，在特别法庭上，检察员曲文达概述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监察厅对陈伯达的起诉书，其中对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和当晚起草社论一事阐述道：在被告陈伯达亲自授意、修改和审定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污蔑建国以来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大量牛鬼蛇神”，污蔑他们的工作是“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煽动要在全国“横扫一切”，提出要把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专家、学者、权威打个落花流水”。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批斗成风，到处出现“打砸抢抄抓”的浪潮，致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的大批专家、学者，教育、文艺、科技人员有的被抄家批斗，有的被关进牛棚，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 年出版，第253 页）① 尚力科在回忆文章《在那狂热的日子里》说，这篇社论的清样改动甚大，经陈伯达“示意修改和定稿的社论和我们起草的初稿相对照已基本上面目全非了”。陈伯达本人在回忆中认为，对此社论“我改动不多”。在此录以备考。② 1980年11月29日，特别法庭开庭审问陈伯达，对他在1966年6月1日主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进行了庭审。陈伯达当庭表述，这篇社论“是我写的，是我口述，他们执笔的。这篇社论的标题原来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审稿时我把它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见《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13页》。陈伯达在20世纪80年代出狱就医中接受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谈到这篇社论时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93页） 祝寿百岁老人王晶垚并怀念卞仲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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